几乎一夜之间，“厉行节约，杜绝浪费”成为了社会焦点。这令还存有饥饿记忆的一代人立即紧张起来。

 

　　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，比2019年增加24.2亿斤。然而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方发布消息，截至今年8月5日，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.7万吨，同比减少938.3万吨，减少比例超过20%。今年粮食稳定增产，国家储备粮收购为何又大幅度减少？

 

　　不久前，联合国机构发布《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》，指出2019年全球有近6.9亿人挨饿，比2018年增加了1000万人，5年内增加了近万人。到2020年底，约有8300万至1.32亿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挨饿。

 

　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忧心忡忡：“我们的食品系统正在失灵！”全球真的面临粮食危机吗？

 

　　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，探讨经济全球化、中美硬脱钩、农业技术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关系。

 

　　全球会爆发粮食危机吗？

 

　　1. 中国如何养活十四亿人？

 

　　中国会出现粮食危机吗？

 

　　目前，中文网络上最有力的稳定言论是中国粮仓殷实：2010年以来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，2019年超过470公斤，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。大米、小麦、玉米三大主粮的国内自给率均在98%以上。

 

　　今年受疫情和洪水冲击，中国夏粮产量依然达到2856亿斤，增产24.2亿斤，相较去年同比增长0.9%，创历史新高。

 

　　不过，这是从静态角度看问题，没能给出趋势性的判断：未来几年是否发生粮食危机？

 

　　从中国粮食增产动态过程——中国如何养活14亿人，我们或许更能够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。

 

　　公开数据显示，1978年以来，中国粮食产量整体呈上升态势：

 

　　1978年粮食总产量为3.04亿吨，到1990年达4.46亿吨，增长率高达46.7%。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主要有两个因素：一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。二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，如种子、化肥、农耕机械等。

 

　　进入90年代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，但到1996年突破5亿吨时，中国粮食产能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瓶颈。之后几年粮食总产量持续下跌，2000年减产10%，2003年跌至4.3亿吨，低于1990年的水平。

 

　　所幸的是，2003年后粮食持续稳定增产，2007年重回5亿吨，2013年突破6亿吨，2019年达到6.63亿吨，再创新高。这一轮粮食的稳定增长，主要得益于全球化下的粮食结构优化。

 

　　关键事件是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。入世谈判非常艰难，其中农业是极其敏感的议题。当时，国内有人反对说，如果让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控制了国人的口粮，中国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。但是，中国高层渴望达成农业方面的协议。

 

　　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。朱镕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达成入世协议，但是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太友好。

 

　　据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，朱镕基到白宫对克林顿总统讲：我们这次能不能签，取决于美方的政治判断，无非是三种可能，一个是不签；第二是如果政治气氛合适的话，就决定签；第三是如果不签的话，双方能不能先签署在农业问题上已经达成的那些部分的协议。

 

　　为什么当时朱镕基急于达成农业方面的协议？

 

　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中国高层希望入世来缓解粮食压力和粮食安全。 当时中国高层的考虑是基于迫切的现实：九十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基本满足需求，但处于偏紧状态。从1996年开始到入世之前，中国粮食总产量却持续下滑，人口增长率还在1.04%。如此，十多亿人吃饭的压力巨大。所以，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市场来优化粮食结构和提高粮食产量，通过进口廉价粮食来养活更多人口。

 

　　具体是怎么做到的？

 

　　入世后，尤其是2006年开始，中国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增长。其中，小麦、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的播种面积增幅较大。

 

　　2008年之前，小麦种植面积低于2400万公顷。2008年全球粮食涨价，中国加大了小麦的播种。从2009年开始，小麦播种面积均超过2400万公顷。稻谷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也是从2008开始增加，稻谷到2011年稳定在3000万公顷以上，玉米到2012年稳定在3500万公顷。

 

　　随着播种面积的增加，小麦、稻谷和玉米的年产量也水涨船高，从而推动中国粮食稳定增产。

 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中国减少了大豆、粗粮、糖料及棉花的种植面积或比例，将更多的土地腾出来种植小麦、稻谷和玉米。

 

　　2001年，中国大豆播种面积为948万公顷，到2012年播种面积下降到了717万公顷。同时，年产量也从2001年的1540万吨下降到2012年的1300万吨。其中，2006年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种植面积同比减少了25%，2007年又比2006年减少了12%。

 

　　另一个数据显示：2002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刚超过1000万吨，到2017年这一数据达到9556万吨，增加了9.5倍。其中，2006年，中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，约是当年国内产量的1.8倍。

 

　　这种全球化的粮食结构优化完全符合大卫·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[1]。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“两优相权取其重，两劣相衡取其轻”，中国种植大豆、大米、玉米、小麦的成本都高于美国，但是大豆最甚。因此，中国向美国进口大豆，国内多种植三大主粮（还有主粮安全考量）。

 

　　以当前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为例。按1:6.93的汇率折算，美国大豆价格约2855元（人民币）/吨，中国大豆的期货价格约3300元/吨，每吨差价达445元。在2008年之前，这一差价更大。

 

　　同时，美国小麦期货价格为1282元/吨，中国小麦期货价格约2500元/吨，每吨差价高达1218元；美国期货玉米的价格为921元/吨，中国玉米期货价格超过2200元/吨，每吨差价高达1279元。

 

　　可以看出，中美之间小麦、玉米的差价要大于大豆。这说明，通过十多年的采购，中美之间的大豆价差有所平抑。

 

　　大豆是饲料的主要原材料。美国廉价的大豆是其肉类价格低廉的重要原因。美国生猪批发价每千克在8元（人民币）左右，中国受非洲猪瘟冲击，生猪批发价格每千克涨到30多元。如今国内的饲料原料不少来自美国的大豆。如果不是廉价大豆，中国肉类价格还会更高。

 

　　所以，入世以来，中国利用了国际市场资源，有选择地调整了粮食结构，减少了大豆、粗粮等种植，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弥补，同时扩大了三大主粮的种植面积，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粮食的基本盘。

 

　　如上图，大豆、玉米、小麦是中国三大主粮，自给率超过98%。玉米和粗粮的年需求规模在2亿吨以上，大米和小麦在1亿吨级别。大豆需求量不小，在一亿吨级别，占全球大豆消费需求的30%。但产量很低，只有1528万吨，而且库存不足，年进口量达到9410万吨，进口依赖度接近90%。[2]

 

　　这是中国养活14亿人口的基本盘。这基本盘表面上是粮食高自给率的结果，但其实是建立在全球化粮食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的（如今全球各国皆如此，以下分析）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逆全球化持续，中美硬脱钩，中国的粮食基本盘或生变。

 

　　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短期隐患。

 

　　2. 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？

 

　　入世后，中国利用全球化资源优化了国内粮食结构，提高了粮食产量。这里的全球化资源包括商品资源，还包括关键的农业技术资源。

 

　　种子技术革命，是现代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之一。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出口国和技术强国。

 

　　美国孟山都、杜邦和先正达三巨头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种子销售。

 

　　中国是全球种子进口大国。种子进口国高度集中在美国、荷兰和日本三个国家，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是最高的。

 

　　2000年开始中国种子进口总额持续增加，从7740.87万美元，增加到2010年的30122.98万美元。中国种子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态势。其中，2006年种子进口总额达到了32837.51万美元，逆差额达到最大的2.33亿美元。

 

　　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种子进口贸易总额中，中国在2000～2010年间的进口占比遥遥领先。其中，2002年、2003年进口占比超过90%，2008年、2009年和2010年均超过80%。

 

　　比如，美国黄沙大豆是1990审定的高产品种，在美国亩产高达千斤以上。次年，引入中国，亩产也接近千斤。不过，中国的种植成本比美国高不少。这是为什么？

 

　　除了种子外，农业机械、农药化肥及现代化大农场管理也是现代农业革命的关键。

 

　　上个世纪40年代，美国农场开始大规模引入联合收割机，粮食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。美国约翰·迪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。它与凯斯纽荷兰、爱科集团和日本的久保田占据了世界农业机械市场的半壁江山。最近20年，中国大面积普及农业机械。近些年，岭南丘陵一带都引入了小型联合收割机。

 

　　化肥中的氮，原本是二战中炸药的主要成分。战后，原本军用的氮和硝酸盐生产工艺民用化，农业化肥技术突飞猛进。尤其是六十年代后，矮秆杂交种子研发成功，使作物在吸收化肥后不会倒伏，化肥在美国农场大规模使用。美国科赫肥料和CF肥料是世界级肥料制造商。最近几十年，中国粮食增产得益于化肥技术的进步，但存在过度用肥的问题。

 

　　再看农药。以草甘膦为例，草甘膦又称除草剂，可以快速高效地控制杂草，大大节省了人力。美国孟山都开发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，主要是大豆、玉米和棉花。在这类转基因品种上使用除草剂，效率高且不伤害作物。目前，这三大作物分别占据了美国栽培面积的90%、67%和67%。美国孟山都、杜邦和先正达还是农药生产巨头占据了全球一半的农药销售。

 

　　从经济学的角度，耕地的肥力会呈现递减规律，从而导致粮食产出持续递减。 这是当年马尔萨斯做出悲观判断（马尔萨斯陷阱）的主要依据。只有提高技术水平，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，才能避免粮食产出持续递减。这就是现代农业技术解决粮食危机的经济学解释。

 

　　但是，另一个角度反映，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。我这里引用彭博社专题文章《耕耘世界—中国在全球布局以防粮食危机》中的数据[3]：

 

　　化肥使用量：中国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接近600千克，远超世界平均线，是美国、印度、巴西、法国的两到三倍。另外一个数据显示，中国农药施用量也是欧美国家的一到六倍。

 

　　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：一是户均耕地面积小，规模经济不足；二是国产化肥、农药技术偏低。

 

　　这说明中国农耕还处于粗放状态，技术含量、经济效率和规模经济偏低。浙江大学谷保静在《美国科学院院刊》（PNAS）上发表的文章通过量化统计显示，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%，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.3%和0.5%[4]。

 

　　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？

 

　　主要原因有三——

 

　　一，农业技术水平上游的育种、化工、高端制造缺乏竞争性。

 

　　中国90%的农作物品种是由500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。据统计，目前全国市场上有1万多个合法品种，其中有种植面积的仅有3000多个，占30%左右；有70%左右的品种种植面积很少，甚至没有种植面积[5]。另外，农业、化肥的上游原料及技术主要在中石化、中石油手上。

 

　　二，粮食下游收购市场缺乏竞争性，粮价偏低抑制了积极性。

 

　　三，农产品及技术进口受限制，降低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性。

 

　　中国加入WTO时只保留了八种商品的进口国营权，其中包括粮食、棉花、植物油、食糖、化肥五类。

 

　　四，农村集体土地缺乏流动性，难以产生规模经济，抑制了经济效率、农业机械及农业技术进步。

 

　　彭博社专题文章显示，中国93%的农场占地面积小于2公顷，美国89.3%大于5公顷。澳大利亚每个农民耕作面积为156公顷，美国为73公顷，法国为25公顷，中国只有0.5公顷[3]。

 

　　中国“碎片化”经营的原因是，在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，土地很难流转。很多农民既在城镇打工，又兼顾种植少量的地。在种情况下，施肥用药偏于粗放，大型农耕机械无法派上用场。

 

　　农业技术和土地制度抑制了农业经济效率，导致农民流失，土地荒芜，村庄荒凉。

 

　　浙大谷保静团队调研全国范围内逾2万农户发现，在“打工”与“种地”之间，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。研究量化分析认为，18亩是一个临界点。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，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 [4]。但是，中国的户均面积远低于这个规模。

 

　　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，农业人口转向工业，农村人口转向城市，是大势所趋。比如，1900年，41%美国人是农场工人，现在只有不到1%美国人在农场工作；1940年，美国有700万人在农场，但现在只有2万。

 

　　这里需要区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。客观上，农业是天然的“计划经济”，受限于气候、土壤及季节周期。农业的土地、农民无法在全球化市场中流转，也影响了农业效率。工业多数不受气候和季节周期限制，资本和高级人才可跨国流通，工业效率较高。农民倾向于从农业流转到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业领域赚取更多收入。

 

　　如果经济资源是自由流动的，工业的经济效率对农业和服务业产生溢出效应。大量农民在工厂中赚取更多的收入，然后购买更多的粮食、食品，从而带动农业增收。于是，一些农业技术工人、资本也会进入农业，提升育种技术，扩大种植规模，使用农业机械。如此，农业的效率限制逐步会被农业技术进步解放。